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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与方法的文学语言 ——“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发布时间:2019-10-03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


为纪念胡适发表“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字方针100周年,《学术月刊》杂志社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8年10月19日至21日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来自美国杜克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外著名高校的三十余位学者出席会议,提交论文25篇,对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与探讨。从时间上来看,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研究成果最丰;从文体上来看,诗歌是被关注的热点。以下以“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为核心,延展至文字与文化,从文字、语言、文学、文化四个维度对相关议题进行综述。


一、语言、文学与文字

与西文不同,汉字并非表音文字。即在“语文”关系中,汉字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这使得汉字与西文成为一种互为他者的存在。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迥异,使得中西知识分子在面对文化危机时都企图从对方那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20世纪中叶,德里达认为“中文模式反而明显地打破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借助以汉字为代表的非表音文字解构西方的在场形而上学;就变革时期的中国而言,在西与中、强与弱、胜与败的显而易见的对比中,西方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改革的参照,对汉字的表音化改造也被列入计划之中。


高玉的《清末文字改革思潮与语言想象》以清末文字改革为考察对象,认为清末知识分子在对汉字与西文均有误解的情况下无限制地神化切音字,将识字与教育看作无差别的活动,陷入集体想象之中,从而导致这场文字改革试验的必然失败。此外,高玉认为只有复杂的文字才能表达复杂的思想,他预见性地指出如果清末文字改革成功,中国面临的将是一场文化大倒退。对此,张钊贻的切入点则是鲁迅对于汉字拉丁化的态度。在《为了开窗必须要主张拆屋顶?——从语文改革和“大众语”运动看鲁迅反对汉字的言论》中,他指出相较于五四时对于拼音方案的不支持、“文艺与大众化”第一次讨论中的平实表态、第二次讨论中的保持沉默,鲁迅在第三次讨论中选择支持“汉字拉丁化”与之前表态并不矛盾。面对种种误读,张钊贻认为需将鲁迅的这一选择置于“复兴文言”的文化背景下而解读为一种策略,只有如此才与鲁迅身上所具有的强烈的民族精神所契合。


学界往往以西方为尺度来衡量现代中国的“现代性”,但表音化文字方案的流产及汉字的沿用则表明“现代性”的衡量标准应是具体的,中国接纳西方“现代性”应是有限度、有选择的。


二、语言与文学

语言与文学是这次会议的核心议题,亦是学界的热点问题,涉及该方面的文章数量也最多。


(一)语言、文学与思想革命


在总结世纪之交救亡运动的经验、教训时,以“新思想”来区别新文化运动与维新运动是有失偏颇的。我们选择性忽视了以严复、王韬、马君武为代表的维新派翻译家,以广智书局、译书汇编社等为代表的维新派翻译机构,以《原富》《自由原理》《国家论》为代表的数量可观的社科类译著。以《天演论》为例,据统计截至新文化运动前的1918年,短短20年间便被刊行30多个版本。由此可见,“新思想”亦是维新时代的议题。但传播“新思想”的符码媒介却是通行于上层集团的文言文,这就使得讨论往往被局限于官、绅、学几个阶层内部而无法在民众间开展。所以,正是在工具的使用上,新文化运动对维新运动形成了超越,使得“新思想”的广泛“传播”“接受”成为现实。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语言背后的思维模式。


黄晓华在《民族、民众、民间——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的三重张力》中认为这种语言上的“双轨制”是中国社会难以实现真正融合的原因,白话文运动打破了附着于语言之上的等级偏见。通过对五四白话文运动中的三重张力——“民族本位-世界视野”“民众情怀-精英立场”“民间立场-民主政治”的分析,黄晓华勾勒出五四白话文运动由借外力而萌发到形成独立理论体系并加以实践的历史之路来。然而就白话运动中的“民间”这一质素,刘志权在《白话运动中平民的现代性遮蔽与当代复魅——对百年“国语运动”语言问题的再思考》中做出了另一种判断,认为文言文与白话文、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背后都存在有权力的运作。白话文中心化与现代知识分子地位合法化是一体两面的,二者互为手段与目的。因此,在以现代知识分子为主导的白话文运动中,包含着一种权力的不平等:平民是不在场的,它或被现代理性、科学理性所替代,或被政治意图所侵袭。刘志权认为直到新时期,民间体验才与当代文学作家语言建立起真正的联系。但仍需指出的是,相较于五四白话文体系与革命话语系统,这种平民的真正复归不再属于更为广阔的思想领域,而仅仅存在于文学之中,成为一种狭义上的写作手段。文贵良的《论胡适晚清民初的语言实践》以胡适的语言实践为对象,以语言输入-输出的模式——听、说、写、译为逻辑关联,考察胡适在实践理性的指导下如何通过各种“尝试”建构起独特的白话文学观念与语言表达理论。无论从运动推进上还是从理论建设上,胡适对于中国现代白话文学的意义是不言而喻,因此该文可看做白话文运动的前史。


(二)语言、文学与政治


如果将“语言”视为一个纯学理性的问题,这无疑是与历史不相符的——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诚如福柯所言,语言一向与权力纠缠。1958年2月15日,《文艺报》举行文风座谈会,身兼中国文联理事、中国作协副主席与北京文联主席的老舍在主持会议时开宗明义指出“理论文章的语言、诗的语言、剧本的语言、小说的语言”,“这个问题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也是思想问题”,在当时语境下可将思想替换为政治。由此可见,在运动频繁的“十七年”期间,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与政治关系之密切。


本次会议有三篇论文在此时代背景上展开,即陈宗俊的《大众化:“十七年”诗歌选本语言的特质》、颜同林的《无言的抗拒与有声的乡土——湖南作家周立波的方言化写作》与张曦的《政治话语的融入、消解与情欲话语的重写——从〈十八春〉到〈半生缘〉》。陈宗俊与颜同林都意识到作家对个人化表达的诉求与政府对大众化写作的强制之间的裂罅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学张力,但二人的落脚点又有所不同。陈宗俊列举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语言理论及大众化诗歌典型,以此证明政治作为外部力参与塑造了一代人的语言观、文体观,论证了理论与创作间的相互推进关系。陈宗俊的落脚点在于大众化是作家经过自我改造后的自觉追求,而个人化的表达则是在合规则前提下的“有意无意地流露”。颜同林则以周立波为研究对象,认为在政府大力推行统一民族语——普通话的背景下,周立波通过有意识的使用“反复提炼、推敲的方言土语”而与官方所倡导的“群众化”殊途同归,甚至更为真实地描摹出底层民众的生活图景。颜同林的落脚点在于认定周立波式的写作是一种有着理论自觉、在当时不具有合法性但却有益的“逆潮流”,是一种主动抗拒。由此可见大众化与个人化之间的断裂处是“十七年”文学复杂性的所在,复杂性另一面则是丰富性,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不是纯粹的个人书写,亦不是纯粹的政治注脚,而是诞生于二者之间。无论如何,张爱玲绝非严格意义上的“十七年”作家,但我们仍旧可以将她置于“十七年”的政治背景下加以审视,并在个人与政治的腾挪间发现她的天才之处。通过文本细读比较底本性质的《十八春》与改本性质的《半生缘》并于更为宏大的时代背景之上进行解读,张曦指出前者不着痕迹的政治期许、时代价值观、宏大历史叙事如何在作者脱离大陆政治环境后,先有《秧歌》的扭转与消解、再有以《半生缘》开端的后期创作的“身世苍茫、情欲激烈”,张爱玲在保持自我的前提下完成了不同环境、语境中的转换。


(三)语言与文体


按照惯常逻辑,成长于某一语言环境下的人对该语言的研究有着先天的优势,但并不掌握沪语的河南籍学者刘进才反借上海话所带来的陌生感对沪语小说《繁花》进行了不乏创见的研究。在《俗话雅说、沪语改良与声音呈现——金宇澄〈繁花〉的文本阅读与语言考察》中通过比较网络本与单行本,刘进才指出金宇澄有着相当自觉的“沪语改良”观念。他认为金宇澄通过叙事策略将地域性浓重的方言俗语、口语改造成为通俗易懂的、带有方言色彩的“上海味道”,不但赢得了更为广大的读者,也提升了作品的审美趣味。

赵黎明的关注点则在于当代小说家的语言学转向倾向,论文《刘震云小说写作的“语言学转向”》从刘震云的经典文本出发,分析了刘震云小说中的“正名定分”母题、“说话”与“交往”母题以及独特的“喷空叙事”,重点强调“说话”这一行为对“历史”的建构作用,指出刘震云小说因“事实真实”与“叙事真实”的错位而形成的文学张力。但除了内部研究外,我们是否可以将刘震云的诸多作品放在“去历史化”文学主潮中去考量,发现这种“语言学转向”的文学史意义?


在所有体裁的现代化转型中,诗歌的转型无疑是最艰难的。初期作品诗意的缺乏使我们很容易做出“从1917年到1920年,白话新诗成绩实在是非常有限的”这一判断。李玮的论文《“文学的国语”——论新诗问题反思与语言加工》便以这一结论为起点,探讨新诗以牺牲诗美为代价来完成“文言合一”的文化使命后,如何复归其语言审美性与文体独特性。李玮认为新诗语言对声音与形象的加工是由“诗文合一”走向“诗文划界”的关键,而促成这种转变的关键则是诗人的自觉追求。事实上,“实用性”让位于“审美性”是“国语的文学”转向“文学的国语”在新诗这一文体上的体现,诗歌的再度诗化是文学本位意识觉醒的必然结果。王泽龙则从形式解放出发,称颂白话新诗运动“开启了中国文学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他以外在形式为判断依据,斩断“五四”白话诗与清末白话诗之间的联系,强调其与欧洲国语文学运动、近代西洋诗界革命的联系,使“五四”新诗与西方现代诗歌产生共振。在《白话与五四时期新诗形式建构》一文,王泽龙具体探讨了现代汉语词汇、语义、语法、音韵结构施加于新诗形式而产生的影响。他的判断是具有富有创见的,就新诗而言,除了内容和语言的革新外,更重要的,诗人们必须将诗歌从权威的、近乎成见的艺术形式中解放出来。任旭岚的《现代白话与中国现代诗歌形式研究的回顾与思考(1949-2018)》则对共和国时期现代白话与现代诗形关系研究现状做了深入、全面的梳理,其对诗歌形式的关注与王泽龙一脉相承。


敬文东关注的则是当代诗歌。相较于以“视觉中心主义”为内核、崇尚客观理性的“逻各斯”,敬文东在《汉语与逻各斯》中提出以“舔舐性能”为核心的汉语体系与西语互为参照,指出欧化汉语对原始汉语的伦理秉性逐渐侵蚀,并以该理论解读张枣与欧阳江河的诗作。我们仍能从作者的言语间看出作者的担心,在视觉主义的笼罩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汉语进行的技术性重构的前提下,新诗对精确和冷静的过度追求使汉语诗歌一步步丧失本有的热度而变得冰冷。


(四)跨语言研究


语言研究的另一视角是跨语言研究,即以何种态度对待外来语言资源。韩国学者洪昔杓的《论诗歌创作对“白话诗”翻译的影响——以李陆史的徐志摩诗歌翻译为例》与中国学者王文胜的《论新文学作家对现代汉语词汇“天堂”的运用》便是在这一维度上展开的。


洪昔杓以李陆史在日殖时期的徐志摩诗歌翻译为考察对象,以“诗想”为准则,以境界为追求,高度称赞其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音韵、意象的韩国化改造。这与通行的翻译原则是相悖的,要理解洪教授的观点必须回到文学发生的现场。独具民族性的语言文字常被认为与国族独立息息相关,这种认识在日殖时代的韩国尤为明显:“在殖民地时代,我国(按:韩国)语言的研究被视为民族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面对外患,韩国确立了以“谚文”为基础的“国文体”,提倡“国文文学”,以此增强国民的身份认同感,李陆史的诗歌翻译活动便是在这一背景上展开的。李陆史在翻译过程中强调本国本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可被视作对外来资源本土化消化吸收、转化的典范。


王文胜则考察了分别受“五四”启蒙思想、无神论、基督教影响的作家群体对于“天堂”这一极具思想内涵的外来词汇的不同运用。秉持着不同思想的作家对“天堂”这一宗教词汇进行不同手段的加工——或沿用其宗教内涵、或消解其宗教含义——使其进入文学意象序列之中。王文胜更加推崇前者,认为“只有在宗教内涵的意义上,‘天堂’才能构成和世俗世界的张力,甚至成为对这个世俗世界的批判力”。但从跨语言这一角度来说,大量作品中对“天堂”一词宗教内涵的消解使其成为普通词汇,这种现象本身就是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本土化改造的体现。


三、语言、文学与文化

因着“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这一前提,卡西尔在《人论》中做出了他著名的论断,即“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动物”。换言之,人类是能够运用符号来创造文化、表现文化的动物,这当然包括语言这一最基本的符号形式。在本次研讨会之中,有三篇论文由语言出发谈及文学,最后向更为广阔的文化这一概念发散而去。


来自美国杜克大学的罗鹏通过解读马华作家黄锦树在短篇小说中对“文字”的关注,指出位于中国地理文化边缘的海外华人与其故土文化之间微弱而复杂多变的联系。罗鹏在《病变的文字:黄锦树作品中的传媒与传播》指出黄锦树对于手写体、甲骨文、文身、天书的关注,这些并非作为知识载体的文字的当下形式,并不能表达确切的语义,罗鹏认为它们的重要性更多在于这些变体所隐含的作者自身和文化传统。以“摩登”为标志的30年代上海对中国文化版图的改写是显而易见的,在《语言、文学和30年代的“摩登”上海》中,何平与朱婧试图在“摩登”上海这一背景下阐明都市文化与文学作品间的互动关系。依照作者看来,都市文化所施加于文学作品的力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是都市经验所形成的文化心理对小说语言节奏的影响,其二在于画报、电影等文化产品对小说造型、结构的影响。同样是审视文学与文化,通过比较罗鹏与何平、朱婧的文章我们会发现中外视角的差别:西方学者关注传统、继承,而中国学者关注现代、断裂。


刘勇的论述则有着更开阔的视界,其论文题目《语言是中国文学与文化现代转型的直接动因》直白地表明了刘勇的态度。从意义和结果两方面出发,刘勇给予五四新文学运动以高度评价,指出文白之争的本质是文化对抗,因此思想转型的前提必须是语言观念的转变。然而刘勇的讨论并未局限于百年以前的语言变革,而是以此关照当下语境中的语言更新,标举语言的独特来捍卫语言、文学的价值。


四、作为方法的语言

“语言”不仅仅作为研究对象出现,同时也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而存在。郜元宝的《此“幽默”非彼“幽默”——从北京鲁博藏“周氏兄弟”中文剪报几处校改说起》与李冬木的《狂人之诞生——明治时代的“狂人”言说与鲁迅的〈狂人日记〉》给我们展示了进入文学的另一种方式,即对“词语”的关注。有趣的是,两位学者均将目光投向了鲁迅。

郜元宝以周氏兄弟留日期间鲁迅校改周作人译作中“寂寞”为“幽默”一事为切入点,指出鲁迅对于“幽默”一词本初意义的深刻把握,在“幽默”这一词汇的意义变动史中考察鲁迅对humor的态度。李冬木论文的核心目的在于考证“拿来主义”是如何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形象生成的。他从语汇、社会、思想、文学四个层面梳理了明治时代“狂人”这一词语的意义建构史,认为明治时代的“狂人”言说对鲁迅“狂人”形象的完成有着关键性的影响,是鲁迅笔下“狂人”特质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李冬木断言中国的“狂人”言说与“吃人”言说都始自《狂人日记》,即鲁迅为后继作家们提供了“狂人”与“吃人”两个富有现实内涵的文学母题。两位学者的研究方式具有一定的启示性:以具体的词语作为切入点,结合史料考察与思想阐释,最后落脚于文学本身。谭桂林的《“每一个词语都是一扇大门”——论王富仁的语言观及其鲁迅研究中的应用》更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他指出了王富仁语言观中的两个创见,即“认为语言是有质变的”及“在语词与外部社会与文化的对立与联系中解决文学问题”。谭桂林认为,正是基于这些观念,王富仁开辟了鲁迅研究的新境界。从对鲁迅语言的感性认识出发,王富仁指出鲁迅语言与思想的一致性,高度赞扬了鲁迅的批判力与反思力。因此,这篇论文不只是对于研究方法的倡导,更是对鲁迅精神的崇尚。


20世纪以来,世界语言学包括语言哲学等等获得长足的理论进步,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现代中国文学,也成为国内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学术增长点。几年前,一些有志于此的学者发起文学与语言专题系列学术会议,本次会议已是第五届。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中,与会专家们发表了新的理论观点,发掘了新的史料文献,充分体现了此系列会议重学术、专题化的特点,也为此系列学术会议的承前启后做出了贡献。


(王丛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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