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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天纬地大文章 千古第一鸿文:《治安策》
发布时间:2020-01-17
 

我的老师跟我说死几个诗人不要紧,但是,如果死得是贾谊这种人,那就太可惜了。

贾谊只活了33岁。但是,其文章,上继离骚而下启汉赋;其策论,挞伐当世而致用后世;其人生,自比屈原而冠军才子。

作为一个不世出的大才子,贾谊的人生高潮就是其文章造极之时。

他最为辉煌的文章,就是《治安策》,堪称西汉第一雄文、千古第一鸿文。

经天纬地大文章 千古第一鸿文:《治安策》

贾谊画像

一、贾谊为什么写《治安策》

是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拟,地过古制,淮南、济北王皆为逆诛。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

这就是《治安策》出炉的时代背景。

大文章,不是文采有多斐然、体例有多超前、境界有多高深,而是其能不能提出大问题和作答大问题。

《治安策》就是奔着大问题而来的。

经天纬地大文章 千古第一鸿文:《治安策》

治安策

文帝之时的汉帝国,已建国20余年。

在休养生息的国策下,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国力恢复。

但是,在无为而治的平静之下,一些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已经初露端倪。而且,这些问题正在持续发酵,已经喷薄欲出。

而摆在明面上的就是三个,一个是匈奴问题;一个是诸侯王问题;一个是制度问题。

白登之围后,汉帝国与匈奴达成了表面上的和平。但这种和平是不稳定的,匈奴人并未因和亲而停止对帝国边境掳掠。而且,带有屈辱性质的和亲之策,也不符合华夷之辨下的秩序建构。

诸侯王的越分妄比,表面上看是对皇帝的冒犯、对礼法的破坏,但背后的根本则是对大一统政治格局的颠覆。

汉承秦制,实际上是不得已而为之。汉帝国的执政精英们无力变更礼乐之制度,创造属于汉王朝的斐然文采,所以不得不延续秦法秦制,甚至连五行、正朔、服饰都不作变更。

贾谊正是触动了时代脉搏,通过《治安策》提出了汉帝国正在面临和即将面临的这些大问题,并分析了这些问题的成因以及发展趋势。

更难能可贵的是:贾谊对这些大问题给出了作答。

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

按照轻重不同,贾谊把汉帝国所面临的大问题总结为三个方面。

二、《治安策》第一方面的大问题:可为痛哭者

第一个是关于危急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诸侯国。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也,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

帝国中央之所以能够控制地方诸侯,其根本原因是力量的不对称,即中央力量要强于地方诸侯,形成强干弱枝的局面。

经天纬地大文章 千古第一鸿文:《治安策》

汉初封国郡县图

而汉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秉其厄塞地利,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

但是,天下的土地财富是相对固定的。所以,诸侯国强大,则帝国中央势必相对弱小,逐渐形成强枝弱或干枝均势的局面。

一旦发展到这种这种局面,那就会形成“相疑之势”。

刘慈欣在《三体》中提出了猜疑链的推论。即两个个体之间相互猜疑,你猜疑我怎么想、我猜疑你怎么想;你猜疑我怎么猜疑、我猜疑你怎么猜疑。就这样一直猜疑地循环下去,形成一条猜疑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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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

猜疑链之所以形成,不是因为个体之间的交流与否,而在于力量对比的问题。力量不对等,猜疑就没有意义,也就不会形成猜疑链。皇帝和太监就不会形成猜疑链;而皇帝和统领群臣的丞相、和带兵的将军、和方千里的诸侯王,就可能形成这种猜疑链。

用贾谊的话说,叫“相疑之势”。

而相疑之势结果,首先是“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下屡屡遭祸而上屡屡忧愁;其次是仁义芒刃不得施而权势斧斤相向;最后便是“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诸侯国做大做强而整个国家便会陷入混乱。

对于这个大问题,贾谊给出的作答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首先是朝廷定出制度,允许诸侯王把土地分给自己的子孙;其次是诸侯王的子孙按照祖上土地多寡、受封其地,“地尽而止”;最后就会形成强干的朝廷与众多弱小封国的局面,从而实现了“少其力”的政治目的。

连城数十而方千里的诸侯王国,可以同中央朝廷形成猜疑链。而坐拥一城一县的封爵列侯,便不会同中央朝廷形成相疑之势。所以,仁义之芒刃可施,而权势之斧斤便可弃而不用,也就形成了内部整合,下无祸而上无忧,则天下大治。

三、《治安策》第二方面的大问题:可为流涕者

可谓流涕者第一:天下困于匈奴而不知治。

可谓流涕者第二:威德丧于匈奴而不知施。

概括起来,就是来自匈奴的边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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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

诸侯国是内部秩序的问题,而匈奴则是外部边患的问题。

贾谊为什么认为匈奴问题是“可谓流涕”的问题?

首先是汉帝国长期奉行的和亲政策不符合华夷之辨下的秩序建构。

华夷之辨,核心是礼乐之辨,也就是所谓的文化之辨。

华夏有礼乐,而蛮夷无礼乐。既然斯文在兹,那么华夷的政治关系就应该是朝贡的关系。中国为天朝上国,而匈奴则为属国贡国。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

中国古人肯定都是自大狂,坚决地奉行了文化进化主义的观点。这套想象而来的政治建构,基本上就是要统治全宇宙了。所以,在五服坐标系下,匈奴人应该处于要服或荒服的位置。因此,要服就要向天下共主的汉朝天子进献贡品,荒服则要承认大汉皇帝的天下共主身份,并甘愿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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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图

但是,奉行和亲政策的汉帝国,基本上是以兄长之礼处理与匈奴人的关系。这当然就不符合从三代以来的传统政治建构。

其次是汉帝国的和亲政策并不能解决匈奴的边患问题。

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

贾谊描述当时的边郡形势是:拥有高级爵位的人不能免除徭役;五尺以上的成丁男子便不得不疲于戍守;侦查骑兵为了望守烽火都不能躺下休息;将卒官吏也只能穿着甲胄入睡。

边疆郡县,从百姓到将吏,不仅神经紧张而且戍守困苦。

而整个大汉帝国还要时不时地组织举国的兵力,以防守匈奴的不定期来犯。甚至连帝都长安,都要时刻防范匈奴人的入侵。

(文帝三年)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为寇。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婴击匈奴,匈奴去。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军长安。

所以说,和亲并未阻止匈奴人的骚扰。

帝国朝堂面临如此窘境,既是和亲政策导致的结果,也是朝堂执事者不能尽力。

第三是汉帝国未把匈奴边患问题提升到足够的重视高度。

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

对于匈奴问题,汉帝国的长期态度就是得过且过。这种得过且过的态度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外交上的和亲政策和输送财物,嫁公主、送财物,以求得暂时的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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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单于与和亲公主

二是政治上对征伐匈奴持悲观态度,要么认为匈奴之人难得而制之、要么认为匈奴之地得无所用、要么认为征伐匈奴劳民伤财。

三是军事上长期被动防御而没有积极主动的作为。修马政是从文帝时期开始的,修守战之具大体是从武帝时期开始的,而组织骑兵军团征伐匈奴更是开始于武帝时期。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汉帝国在军事上就是得过且过,甚至长期忽视河南、河西这两块战略要地,就更别谈积极的军事准备了。

那么,对于匈奴问题,贾谊又是怎么作答的呢?

贾谊在《治安策》中提到了“德可远施,威可远加”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其治理匈奴的战略原则,即德威并行,以德为主。

在《新书》中,贾谊具体阐述了“三表五饵”的制匈之策。

所谓三表,即通言然诺以表信、喜其壮貌以表爱、好其技能以表好。三表的目的是拉近汉天子与匈奴人的感情。

而所谓五饵,即给其衣以坏其目、哺其食以坏其口、善其杰以坏其耳、厚其降以坏其腹、用其降以坏其心。五饵的目的就是以汉帝国的物质财富和生活方式争夺匈奴百姓。

很长一段时间,网上一直流行着美国中情局颠覆中国的“十条诫命”,其中的方法手段是不是与贾谊的三表五饵有所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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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美国国务卿 杜勒斯

对于如何武力征伐匈奴,贾谊没有提出具体的建议措施。可能,他认为三表五饵就足够了。比如他自信满满地说:

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

四、《治安策》第三方面的大问题:可为长太息者

概括《治安策》中的可为长太息者六:富民奢侈僭越而疲敝天下;秦俗盛行天下而礼义不张;太子未教而天下难定;重法轻礼而治安难久;廉耻未厉而礼仪未行。

《治安策》是汉书对贾谊的一系列奏疏的汇编。

所以,其中观点段落并非一一对应,如可为流涕者二,实际上就是匈奴问题。

而可为长太息者六,其所指的是一些比较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根据《治安策》,参考《新书》些篇章,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经济问题。贾谊是“重农抑商”的坚定支持者。

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赋也。

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经济学观点,大体都是主张生产和节用的。

整个国家要大力鼓励人民务农,积极生产物质财富,即粮食。而且还要节约用度,积极做好财富的储备。而其目标就是要实现仓廪充实、财政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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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图

站在现代经济学观点,我们可能会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但是,就古代的社会生产水平而言,这无疑是当时最好的选择。因为一般百姓即便丰年还可能挨饿,更不要说遭遇战争和气候灾害了。所以,国家就必须储备足够多的粮食,退可应付天灾人祸,进可支撑祭祀征伐。

秦始皇伐楚,一次就征伐了60万军队;岭南之战,派去了50万人;北伐匈奴,派去了30万。而修骊山陵墓和阿房宫,号称动用了70万人。这里先不要说始皇帝暴政肆虐,首先得承认秦帝国的农业生产以及粮食储备是足够的彪悍。

去骊山陵墓那70万人,一天的粮食消耗得有多少。没有强大的农业生产和粮食储备是做不到的。

而且,楚汉争霸之时,经常会看到“就食敖仓”一词,敖仓就是秦帝国的重要粮仓。秦朝人的粮食不仅自己够吃,还直接支持了楚汉争霸的数十万大军。

这是之前,再看之后,汉武帝征伐匈奴,马邑之围,汉武帝一下就派出32万人;龙城之战,一下就是4万精锐骑兵,后边当然有大量的辅助部队。之后的征战,都是以万为单位的劳师远征。没有强大的农业生产和粮食储备,无论是征伐匈奴还是受降匈奴,都是做不到的。

其次是社会问题。刘歆:“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

何为儒者君子,在这里借用北宋张载的一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而贾谊就是这样的儒者君子。他所要做的不仅是恢复儒家的政治秩序,而是建立儒家的意识形态。

汉宣帝教训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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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

足见,虽然武帝时期就开始独尊儒术,但是,即便到了汉宣帝之时,儒家的政治实践也未能全面铺开。

就权力实践而言,儒家的一套可能永远不能独尊,因为政治家本就是实用主义的杂家。但就社会和百姓而言,儒家的一套需要予以彻底践行。因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需要一套占据主流的意识形态。

既然秦法秦制下的以利为要、以法为务不能秉持,那就需要重新建立一套适合汉帝国的意识形态。儒家可能就是最好的选择。

建立一套主流的意识形态,是一件极复杂的工作。先得讲好一个故事,然后再建构一套复杂理论系统,而后再用它来解释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最后再让大家都相信、放之四海而皆准。

刘邦及其最初的创业集团和统治精英们,没有能力完成这项工作。

其中,可能仅有张苍有此能力。但是,张苍这个人很奇怪。他好像对秦法秦制特别有感情,继续一律沿用秦帝国的典章制度。所以,也就别指望他来重新建构汉帝国的意识形态了。

有的资料说张苍是贾谊的老师,但推算二者的年龄及履历,这个说法可能需要认真考证。

当此之时,汉帝国终于培养出了自己的牛人——贾谊。他发现了这个问题,而且也在尝试作答这个问题。

第三是政治问题。贾谊是“刑不上大夫”的坚定拥护者。

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到底应该怎样处理自己与执政臣僚的关系?

这个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它不仅关系到了权力运行,更主要的是它关系到权力运行背后的儒法之辩。

按照法家观点,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就是政治原则,所以没有刑不上大夫的说法。但是,按照儒家观点,就要秉持“刑不上大夫”的政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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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

贾谊以“刑不上大夫”为切入点,给出了三点政治主张:

一是上下有序、尊卑有别的阶级秩序,才能建构稳定的社会结构。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

人主如高堂,群臣如登堂的台阶,而众庶百姓就是台阶下的平地。所以,人主、群臣以及众庶,是有阶级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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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阶上的皇帝

这实际上就是儒家礼法所追求的天子、三公、诸侯、卿大夫以至士庶人的秩序架构。

司马光以分和名来论证这种上下有序、尊卑有别的秩序架构。即:

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贾谊以阶级为比兴论证这种上下有序、尊卑有别的秩序架构。但无论是贾谊还是司马光,这些儒家思想的践行者,他们理想中的社会结构和权力运行都是一样的。即:

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

二是为了维护这种阶级秩序及其背后的社会结构就要“投鼠忌器”。

所谓“投鼠忌器”,就是要求帝国皇帝慎重处理自己与群臣、律法与群臣以及权力运行与群臣的关系问题。

作为居于高堂之上的皇帝,不是凌空架起的“第三层楼”,而是建立在一阶一级的登堂台阶之上的。

而这些登堂台阶,就是执政的群臣。

刑戮大臣、囹圄贵族、黥劓三公的结果,就是自毁阶级。“阶级”不支,则高堂自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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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不上大夫

为维护阶级的秩序,就必须维护大臣的尊严。首先是罪名上维护,如贪污受贿之罪,称“簠簋不饰”。其次在具体惩处上,就是“刑不上大夫”。给出两个途径,一个是皇帝的赦免;另一个是大臣自杀。

西汉的大臣,都非常有骨气,犯了罪,动不动就自杀了之。其原因就是贾谊的这套理论发挥了作用,成为了大臣群体的主体间共识。

三是作为拱卫皇权的阶级大臣要为国为家,成为儒家思想的践行者。

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诚死宗庙,法度之臣诚死社稷,辅翼之臣诚死君上,守圄扞敌之臣诚死城郭封疆。

这是“刑不上大夫”和礼遇群臣,所要追求的政治果效。

宗室之臣为宗庙而死,执法之臣为社稷而死,辅翼之臣为皇帝而死,守土之臣为城池而死。

任何一种思想都需要一批践行者,如佛教的和尚尼姑、基督教的牧师传道。即便是现代人文主义的思想,也需要践行者,如各类政党。

那么儒家思想的践行者是谁呢?

在中国古代就只能是执政的大臣和求仕的读书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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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

而最能传播儒家思想的,就是执政的大臣,因为他们有权力的加持,所以传播的能力要更大。

此厉廉耻行礼谊之所致也,主上何丧焉!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故曰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五、总结

之所以是大文章,不是文采有多么的斐然,而是因为发现了大问题、解决了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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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国之大事,始终迈不过三大问题。一是朝堂问题,即权力之架构和运行;二是边患问题,即外交的战争与和平;三是民治问题,即百姓的凝聚和管理。

而贾谊的《治安策》基本上全部囊括了。

朝堂问题,有处理诸侯王的问题、处理群臣的问题;边患问题,就是对匈奴的态度和战略;民治问题,包括重农抑商、礼乐风化、阶级秩序等。

之所以是大文章,不是哲理有多么迂深,而是因为能够指导实践的作用。

文帝没有高祖刘邦和武帝刘彻的果决,虽然能得天下大才但不能用之。但是,贾谊的奏疏,没有被束之高阁。

其中的思想和观点,在后世都得到了积极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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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与卫青

武帝朝的推恩令,虽然是主父偃建议的,但其完全就是贾谊处理诸侯王问题的翻版。

对匈奴的处理上,汉武帝一改汉初以来消极防守的思维,而是积极主动进攻,其厚待投降的浑邪王和休屠王部、重用匈奴王子金日磾、封侯匈奴太子于单。其实都有着贾谊“三表五饵”的影子。

在民治的处理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便是对贾太傅思想的彻底实践。

大文章不是独抒性灵的,而是文以载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

礼法之辩,直指立心、立命的大道理。

究竟天下是当以利为心,还是当以仁为心?贾谊的作答是以仁为心。

究竟生民是当以法行,还是当以礼行?贾谊的作答是以礼行。

究竟谁堪继续往圣之绝学?贾谊的作答是朝堂大臣。

究竟如何持守天下之太平?贾谊的作答是阶级秩序。

以现代人文主义论,贾谊的作答当然是不完美的。

但放在当时的视野之下,有此作答已属不易;而作答的又如此深刻切实,就更难能可贵了。

贾谊的作答并非是洛阳纸贵的一股流行,而是在历史实践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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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故居塑像

贾谊,这个只活了33岁的才子。人生当真短暂,但他是一声惊雷,震醒了大汉朝堂;也是一道闪电,照亮了前路将何去何从;更是一场暴雨,洗礼了天下读书人。

此等才子,才是真才子——贾谊贾太傅。